柳公权家世考（四）

按说，柳昂位居朝廷的上开府，是有资格和实力在长安城购置了房产的，但不管是如何阔绰豪华，在柳昂看来，总是比不上老家河东蒲津的庄院更宜人居住。柳昂的理想栖息地，并不在都城，而是早已踏勘好了的京兆华原。再说，同族柳习僧和柳庆父子曾在那一带做官，尚有柳氏的人脉，不至于是完全的陌生地。在从河东蒲州搬家之前，已经差人在那里置买田地，动工打窑造屋，说是住宅，也相当于一处别墅。毕竟，华原距京都不足百里，比河东老家要近的多，且交通便利，起码不用渡过黄河天险，让人提心吊胆的摇摇晃晃的蒲津浮桥。

当初动意迁居，不仅是京兆华原比河东近了许多，也主要是老家庄院年久失修，暮气沉沉，残留着北魏衰落的气息，该与一个旧时代说再见了。那么，新的华原柳氏庄园，当是柳昂理想中的归宿。在朝廷不管当多大的官，都会有告老还乡的打算，然后把尸骨埋在属于自己的土地里。不像皇帝，哪儿也去不了，一直呆在皇宫里，死后再掩埋于旷野上的皇家陵园。

农耕时代的土地，是判断一个士族，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。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，有功之臣，皇上要赐土地，所谓邑若干千户百户。京城的富豪商贾也要在乡下置地，仗势圈地。大户人家、殷实人家、破落人家的区分，往往是以土地为标准的。土地是无价宝，无土地的人只能是贫佃户雇工，是务农的庶民。华原北部相对于渭河平原偏僻一些，但土地相对宽松，尽管是沟壑台原，并不特别影响土地的质量。虽然大部分是旱地，风调雨顺的话，照样旱涝保收。柳氏先祖越过炙手可热的京兆渭河平原和泾河两岸，而选择在渭河支流的台原一带置地落籍，是有其睿智眼光的。柳昂想，那里有田野的景象，远离喧嚣的都城，再说，城头的大王旗若有变幻，华原别墅当是相对安全的处所。

柳昂携家眷在长安大兴城官邸住了一些时日后，来人从华原带来消息，说那里的柳氏庄园已经落成，随时可以前往居住。柳昂一家即乘坐车马，离开京城，渡过渭河，北上百十里地，来到了渭水支流的沮河与漆水河交汇的京兆华原县城。而华原县城仍旧不是此行迁居的目的地，只是租住了一处上好的院落客居了几日。再向北走几十里，在赵氏河上游的一处台原地带，便是新营造的一处庄园。后来，这里便叫柳家原。

隋朝开皇之治时期，政治安定，社会民生富庶，人民安居乐业。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，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，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。到隋炀帝初期，动工营建洛阳城，开凿大运河，修驰道与筑长城，带动了关中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的往来，并对四周国家展开征讨，扩张隋朝版图。

然而，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，劳民耗财，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方案未尽成熟，便急于推进，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、团结安定的社会局面相适应，最终爆发了严重的统治危机。

身为隋朝政权的老臣，柳昂身在其中，经历了一个逐渐兴盛的隋朝，也窥见了一个走向衰落的隋朝。

隋朝是短命的，至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，隋朝灭亡，国祚不过三十八年。一个英机勃勃的大唐王朝，应运而生。

尔后，在华原的地方史志中，说柳懿乃河东柳氏迁居京兆华原之始祖，时在魏末隋初。其实，车骑大将军柳懿，在北魏时居于河东蒲州，年纪轻轻就下世了，不然，不会丢下九岁的儿子柳敏。后在北魏做了河东郡丞的柳敏，曾在蒲州袭击东魏高欢军，带领河东郡十二万户民众归附西魏宇文泰，成了西魏、北周的重要谋臣。柳敏在长安为官时，朝廷动荡，官职危机四伏，晚年住闲到去世也是在河东老家。

由此推论，柳懿的孙子柳昂，生于河东，长于长安，盛年为官隋初，当是实际意义上的河东柳氏迁居京兆华原之始祖。若追索三代，华原地方史志的记载也情有可原。史志中的迁居时间为魏末隋初，如果仔细推测柳懿、柳敏、柳昂三代人各自的履历，迁居时间应为隋初柳敏逝世之后，他的儿子柳昂所为。

在改朝换代的隋朝初年，一批新兴士族阶层已经在动乱中乘时而起，或为聚众自立的坞壁豪帅，或为建立功勋的军将。当他们有所成就，在家国安定之后，其家族便逐渐向传统社会回归，注重自身或后代的文化教育，重建儒家的伦理秩序，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声誉。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建立，为士族精英及底层贤能的仕途前景带来了一缕诱人的曙光。

柳氏一族的老根在河东，黄河以东的厚土之上，分蘖一支于渭水之北华原的旷野上，重新扎根发苗，竟也枝干茂盛，郁郁葱葱。从而，华原柳氏伴随隋唐时代的风起云涌，显赫了近五百年之久。

当然，也包括柳昂的六世孙柳公权，还有他的胞兄柳公绰，他的侄儿柳仲郢，均是中国历史上建功立业、名彪史册的一代英杰。

倘若回溯河东柳氏最初的源头，梳理其来龙去脉，则说来话长，异彩纷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