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露事变对柳公权的影响

唐文宗大和八年（834），柳公权自兵部郎中、弘文馆学士充翰林侍书学士。书艺超群的柳公权运气不错，又遇上了另一位颇爱书法的新皇帝唐文宗，复召他为侍书，迁谏议大夫，后改中书舍人，充翰林书诏学士。这是柳公权第三次入翰林院充侍书学士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。

文宗对柳公权恩宠有加，不离左右。这年夏日的一天，文宗处理完朝政，一时兴起，想风雅一番，便与擅长诗书的柳公权及一群学士们在殿内联句作诗。文宗提议，联诗的内容当扣此情此景，众学士响应，都说这样好。当然，柳公权还是恭敬地请皇上先开言赐诗。文宗敬贤礼士，对柳公权等老学究们谦让了一番，思忖了一会儿，吟诵出首联：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众学士连连称妙，接下来，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柳公权，看他如何接续皇上的诗联。柳公权熟读诗书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丝毫不为难，信手拈来，吟道：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”联诗的意思是说：一般人都很讨厌炎炎夏日，但是我却很喜欢一年中最长的夏季。虽说很热，但穿过树丛微微吹来的凉风，使宽阔的宫殿也一下子变得清凉，这种惬意和清爽只有在夏天才能体会得到。盖风之来，唯殿阁始知其凉，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，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，虽有此风，安知所谓凉哉！此与宋玉对楚王曰“此独大王之风耳，庶人安得而共之”者同一寓意。文宗顿时眉飞色舞，连连说好，可谓珠联璧合。柳公权倒是不好意思，喃喃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岂敢岂敢。”轮到其他学士们了，谁也不便推诿，丁、袁等五学士都相继联句，展露各自的诗才，各得其美。文宗只是反复吟诵柳公权的两句诗，发自内心地论道：“柳公词句清丽，诗意表达充分，不可多得啊！”

文宗必定知晓先朝皇帝慧眼识珠的旧闻。当年的夏州判官柳公权，正是因一幅题写于寺庙墙壁上的诗作而崭露头角，当上皇上的书法老师的。于是，文宗命柳公权将方才的诗联题写在宫殿的墙壁上。众学士称道，柳公权欣然应命，以每字方圆五寸的尺幅，在宫殿墙壁上挥洒笔墨，一气呵成。文宗喜出望外，点头琢磨着其中的诗意与书艺，赞叹说：“钟繇、王羲之再生，也超不过啊！”柳公权惊异于皇上的过誉，谦逊地说：“圣上过奖，让老夫承受不起，与前贤大师较而言之，老夫倍感羞惭。”文宗与柳公权等众学士在壁前流连忘返，谈笑甚欢，好一阵子后方才散去。擅长书法的柳公权，精通经典，懂音律，善诗赋文章，才思过人，在诗艺上竟然也如此纯熟，让唐文宗极为赞赏。不过，大约二百年以后，宋朝诗人苏东坡认为，这段诗表明为政者对老百姓没有怜悯之心，忘记了平民百姓住在狭窄不通风的屋子里，烈日炎炎之下还要去耕田、做生意。皇帝太过自以为是，忘记百姓疾苦，只待在宫中消遣漫漫夏日。因此，苏东坡续之云：“一为居所移，苦乐永相忘。愿言均此施，清阴分四方。”意思是说，皇帝生来住在宽敞的宫中，所以不关心天下百姓为炎热所苦。恳请皇上关注天下万民，只有让他们都能享受舒适和安逸，才是皇帝当为之事。

大和九年（835）七月初，皇帝召柳公权入对于禁中，处置事务。一次，文宗自延英殿退下来后，独召侍书柳公权入对。文宗因事有些不悦，曰：“今日一场大奇也。”柳公权请示道：“何事令圣上以为大奇？”文宗曰：“嗣复李珏道张讽是奇才，请与近密官，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，须斥之于岭外。教我如何即是？”柳公权静下心来，思忖一番，奏曰：“允执厥中。”文宗有点不解，曰：“如何是允执厥中？”柳公权解释道：“嗣复李珏既言是奇才，即不合斥于岭外，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，亦不合致于近密。若且与荆襄问一郡守，此近于允执厥中。”文宗松了一口气，曰：“容朕三思而后行。”

旬日，文宗又召柳公权入对，曰：“允执厥中，问道也是。按爱卿的意思拟诏便是。”柳公权奏曰：“遵旨，圣上明见。”文宗长长出了一口气，曰：“爱卿经多见广，希望多多助朕，以免失察误国。”柳公权登朝以来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。唐代文士官员数以千计，但有资格作为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，成为皇帝身边近臣并参掌决策者却为数甚少。有机会制诏诰的学士也寥寥无几。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，乃朝中显要人物，他们不仅有资格接近皇帝，而且直接以服务皇帝为终极目标，不仅有权知晓朝廷的人事变动、政策走向，而且有权参与机要大事的决策制定。在这一点上，柳公权是称职的。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，分别隶属两个不同的权力动作中心。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专职事务，两者互不包容，互不交叉，但却潜存一定的权力操控的矛盾。

柳公权此时身为中书舍人，官阶正五品，在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事宜。定额为六员的舍人中，通常负责草诏的只有一人，即知制诰，享有给食于政事堂的礼遇，有列席宰相会议的特权。起草的诏书，一种是承君相之命直接向外发布的，另一种是对百司臣属的奏抄表章草拟批答的。有时中书舍人被召入禁中起草诏书，由皇帝派宦官将要草拟的诏书宣付中书，凭此起草；有时，宰相把诏书要点即所谓词头交与中书舍人，据此草拟制诏，中书舍人也有权封还来自圣谕的词头，角色特殊。起草诏书之外，还有一个职责，就是参议表章，佐宰相判案，或将不同意见集中起来，交于宰相权衡评校，连同原状及商量状一并进奏于皇帝，听候圣裁。

至此，柳公权已经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。他从倍受朝廷冷落到受新皇上青睐，迁知制诰，充学士兼侍书，又迁中书舍人，由从六品下迁为正四品下，虽然仍兼侍书，但其地位较之类似“工祝”的微官，已是天壤之别了。身为中书舍人的柳公权，主要执掌起草和进画制敕之事，须在“王言之制”的文书上签署“中书舍人行”，其实并非次次亲笔书写，有时只是口述或起草底稿，由中书主书等小吏书写。因众务繁凑，往往命书童六七人随口并写，须臾悉成。

中书舍人如果不能起草制敕，则是不称职的。曾经有一位名叫陆余庆的人，少年时与知名之士陈子昂、宋之问，还有那个以“终南捷径”出名的卢藏用、道士司马承祯等交游，虽才学不逮，而风流强辩过之，累迁中书舍人。武则天引入草诏，陆庆余惶惑，至晚竟不能措一辞，责授左司郎中。按典故起草文书时，需要参考并遵循经典，参照存档的旧本。曾经有一位中书舍人阳滔，着急书写文书，但持库房钥匙的人不在，无法检寻旧本，只好斫窗取得，时人号为斫窗舍人。

在朝堂册命大臣时，须二位中书舍人一人持节，一人持案，宣读册命。如临轩册命，则由中书令读册。中书舍人还有一个职责，是劳问将帅宾客，中书舍人出使劳问，会携带玺书，算是很高的礼节。中书舍人还常被派去慰问受灾民众。天下冤滞案件的受理，也由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和御史组成三司，作为受理上诉的非实体机构，称为“三司受事”。中书舍人还要预裁百司奏议，即由中书舍人直接向皇帝进呈奏议之事，对裁决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签署姓名，门下省只在皇帝裁决后进行执奏。此外，中书舍人的职责还有文武考课的预裁，中书舍人要参与对百官的监督。除了上述职责，柳公权首先得随时听命于皇帝。

文宗与柳公权在处理朝政之余，经常在一起谈诗论书。这时，皇帝与近臣的关系少了公事公办的规矩，文宗与柳公权敞开心扉，天地万物，草木虫鱼，天文地理，逸闻趣事，无所不谈，好像一对知己朋友，无拘无束。谈到兴高处，蜡烛燃尽了，顾不得唤侍从更换新的蜡烛，而是以蜡屑揉纸继续照亮，避免中断欲罢不能的谈兴。可惜，这样的时光不太久。

此时，另一位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，作派与柳公权全然不同，命运也大不相同。有一次，文宗正在读《春秋》，读到“阍弑吴子余祭”一段时，便随口问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：“阍何人耶？”阍，门者，寺人也即宦官。皇上是不解词义，还是别有用心？一向惧怕宦官权势的许康佐，唯唯诺诺了一阵子，终是不敢回答。后来，他得知文宗欲除宦官，生怕惹祸上身，就假称有病，罢为兵部侍郎。

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许康佐一样，畏惧宦官，只求保身，不敢参与文宗整肃朝政的计划。在位之臣“持禄取安，无伏节死难者”。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，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，文宗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。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。

李训，初名仲言，后改名为训，出身名门，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。此人长得也是仪表堂堂，有士族风范，仪状秀伟，倜傥尚气，还颇工文辞，有口辩，多权数。进士及第后，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，后来又任河阳节度府幕僚，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。

敬宗宝历元年（825），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宰相，与另一宰相李程不合。刚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贬官，李程为了陷害李逢吉，就派人告诉武昭，说李程本来想给他官做，却被李逢吉阻止了。武昭信以为真，迁怒李逢吉。有一天，武昭越想越生气，告诉左金吾兵曹茅汇，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。结果，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，武昭被逮捕入狱。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就算武昭还恨李逢吉入骨，也掀不起大浪了。李训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，觉得有机可乘，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程。李训去见茅汇，要他指证武昭与宰相李程合谋，但李训的计划没有得逞，武昭被杖杀，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。

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，李训遇赦北归。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澄之手，而王守澄宠遇郑注时，不禁叹息了一通，说：“当世操权力者皆龌龊，吾闻郑注好士，可与共事。”于是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，其实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。李训、郑注二人都是善于辩论之人，一见如故，郑注不但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，还推荐给文宗。

文宗见李训相貌堂堂，口若悬河，又多权数，十分高兴，以为奇士，待遇日隆。当时的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是个小人，不应该得到重用。文宗却说：“人谁无过，俟其悛改。”便不顾宰相的反对，拜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，郑注任翰林大学士、工部尚书。文宗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训、郑注，李、郑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，积极出谋划策。

可想而知，这对文宗是多大的鼓舞。因为李训、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荐，尤其是郑注还是王守澄的亲信，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但郑注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现的，为什么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又开始支持文宗了呢？此刻他已经位极人臣，为什么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？

身为中书舍人的柳公权看得很清楚，只是不便将自己的想法上奏皇上，他知晓朝廷权谋的水有多深，暗流涌动，瞬息万变，依他自己安分守己的性情，不愿贸然涉入风险，拿脑袋做赌注的。在他看来，郑注突然倒向文宗，只能说明此人想得到更大的利益，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后，李训和郑注二人都甘心效命。李训成为同平章事，即任宰相后，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策划，开始整顿吏治，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，李宗闵、李德裕等党派头目都被贬出朝廷，又大力提拔新进孤立无党之士。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，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，先擢升被王守澄一直抑制的宦官仇士良为中尉，分去其权势，随后将王守澄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外地为官。其实，作为同一类人，王守澄生怕其他宦官分自己的权力，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，李训将与王守澄有仇的实力派大宦官处死，还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。

之前，天下流言纷纷，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，文宗因此恨陈弘志入骨。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，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，从而泄了文宗心头大恨，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训。经过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，王守澄被彻底孤立起来了。李训见时机成熟，便让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杀，曾经不可一世、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除掉了。李训也因此而威望大增，每进见，宰相备位，天子倾意，宦官卫兵皆迎拜，宦官们威风扫地，气焰大为收敛。

李训与郑注又密谋彻底诛灭宦官。因为宦官手中握有军权，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于是，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，执掌军队，以为外援。二人约定，在王守澄下葬时，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，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，一个不留。如此则大事必成。

本来按照这个计划，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。但李训在紧要关头，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，认为这是不世之功，要独占其功。于是，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，李训临时改变了计划，和宰相舒元舆、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一计。

大和九年（835）十一月，礼部侍郎李训与其同党策划甘露事变，以诛除宦官。二十一日，身为中书舍人、知制诰的柳公权，随文宗御临紫宸殿，百官班列已定，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不报平定，奏称左金吾厅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，实为祥瑞，昨夜已遣人隔门上奏云云，宰相与百官皆称贺。

柳公权也许猜疑其中有奥妙，但警觉之余，却不便在这风云诡秘的关口提醒皇上，那样显得多事，弄不好还会白白送了性命，只得三缄其口。李训、舒元舆劝文宗亲往观看，以承天赐，文宗许之。于是，百官皆列班于含元殿，文宗命宰相及中书、门下两省官先往察看，李训奏称已与众官察验，似非真甘露，未可急于宣布天下。文宗不信，又遣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率众宦官前往验证。宦官既去，李训急召新任邠宁节度使郭行余、河东节度使王璠接旨诛杀宦官。

王璠胆怯不敢入内，独有郭行余拜倒受旨。这时，两镇士卒皆执兵器在丹凤门外，李训遣人召入，唯河东兵入内，邠宁兵竟未至。仇士良等至左金吾厅后察验甘露，韩约变色流汗，仇士良疑惑。刹时风吹幕起，仇士良发现手执兵器的士卒，又听见兵器碰撞声音，大惊出走。守门人急于关门，仇士良怒叱，未及关上。

仇士良欲向文宗告变，李训急呼金吾兵上殿护卫，每人赏钱一百缗。宦官见事态紧急，慌忙扶文宗上软轿，砍断殿后门窗格子而出，快步飞奔北门。李训拉文宗软轿不放，称奏事未毕，不可回宫。时金吾兵已登含元殿，京兆少尹罗立言率逻卒三百余人自东而来，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部从二百余人自西而来，登殿纵击宦官，死伤十余人。

而文宗软轿已入宣政门，李训仍不放手，呼叫益急，被宦官郄志荣打倒在地。宦官遂关宣政门连呼万岁，百官惊愕散走。李训知事败，穿从吏绿衫乘马而逃。宰相王涯、舒元舆还归中书省，等待文宗开延英殿召集议政。中书、门下两省官皆不知发生何事，问王涯等三人，王涯等称不知，请诸公自便。当仇士良等知道文宗参与事变，怨愤不止，出言不逊，身为当朝皇帝的文宗却只能惭惧不言。

起先随同文宗皇帝的柳公权，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顿生狐疑，虽然略知事变的主谋者之隐情，却没想到事情逆转得这么快。在这事态中，柳公权当是惊恐万状的，随后在纷乱中又与文宗皇帝失散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在刀兵相搏的人群中躲避，顺势寻找藏身之处。

此时的文宗，被左神策中尉仇士良劫夺至宣政殿，遂命关闭宫内诸门，由左右军副使率神策兵五百人诛除李训及其同党。神策兵逢人即杀，中书、门下两省官及吏卒六百余人，南衙诸司吏卒及百姓贩卖送货者千余人未及逃走，皆被杀，血流遍地，诸司印及图籍、帷幕、器皿亦皆被捣碎焚掠。

仇士良又遣左右神策军各千余骑兵出城，追捕逃亡者，遣兵大索京城，宰相舒元舆、王涯、河东节度使王璠、京兆少尹罗立言皆被捕。王涯时年七十岁，被桎梏掠拉，信口承认与李训谋反，欲立郑注为帝。神策兵以搜捕为名，掠夺富豪宅舍，京城恶少亦趁乱杀人报仇，剽掠百货，尘埃蔽天。

此时，郑注率亲兵五百人由凤翔出发至扶风，闻知李训已先行动而败北的消息，遂返凤翔。左神策中尉仇士良等，派人携带密诏，授凤翔监军张仲清，令其擒拿郑注。张仲清惶惑无措，押衙李叔和献诛郑注良策，张仲清信从，遂伏兵以待郑注回防。郑注恃其亲兵，长驱直入凤翔城内，李叔和引其亲兵宴于外室，独郑注与数人入监军府内喝茶。李叔和抽刀斩郑注，遂闭外门，尽诛其亲兵，出密诏宣示将士，杀郑注全家，并杀郑注副使等千余人。

二十二日，宫廷政变的事态稍稍平息，在惊恐中于街巷里弄躲过一劫的柳公权，来不及收拾蓬头垢面，即随百官入朝。至日出时，始开福建门，禁兵露刃夹道，至宣政门时，门尚未开。时百官无宰相、御史领班，班列混乱。

文宗御临紫宸殿，问宰相王涯何故不来。左神策中尉仇士良答称，王涯等因谋反被押于狱中。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、右仆射郑覃入殿，命二人留宿中书门下，参决机务。

惊魂未定的柳公权，回到职守位置上，听候从事。时令狐楚起草制令宣告中外，制令叙述王涯、贾谋反之事，含糊其辞，仇士良不悦，由是令狐楚不得为相。京城坊市剽掠仍未停，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将各率五百人分屯大街要道，击鼓以警，斩十余人，然后方定。宰相贾换衣潜藏民间，自知难逃，乘驴至兴安门，被押送右神策军。李孝本乘骑逃往凤翔，至咸阳西被追兵擒获。李训逃奔终南山，好友僧宗密欲剃其发而匿之，其徒以为不可，李训只好出山，将往凤翔，被周至镇遏使所擒，斩其首送京城。

二十三日，诏以郑覃同平章事。二十四日，以户部侍郎李石同平章事，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，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代理京兆尹。数日之间，杀生除授，皆决于神策两中尉。王涯、王璠、罗立言、郭行余、贾、舒元舆皆被斩，亲戚不管亲疏皆死，孩童无遗，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奴。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，朝廷几乎空了。

跟随在文宗皇帝身边的柳公权，亲眼目睹了甘露之变的始末，深为皇帝的安危和朝政的安宁担忧。屠城之后，事情总算有了一个了结。但唐朝到了这个时候，宦官掌握禁军，干扰政事，进退大臣，乃至有能力拥立或弑杀皇帝，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所杀，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，穆宗李恒、文宗李昂，皆立于宦官之手。宦官擅权专政达到了极点，成为朝政的一大弊端。文宗即位后，企图惩治宦官，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，却以失败告终，实在可悲可叹。

之前在大和四年（830），文宗曾任命宋申锡为宰相，令他谋划诛除宦官，但事机不密，宦官先发制人，诬陷宋申锡结连文宗弟漳王谋反。次年，宋申锡被贬，终身禁止返回长安，在开州任上去世，文宗允许把他的尸体运回长安安葬。甘露之变后，宋申锡得以平反，赠兵部尚书，谥号文懿。他的儿子宋慎微，被任命为城固县尉。

自甘露事变以后，文宗被宦官软禁，国家政事由宦官集团专权，朝中宰相只是行文书之职而已。宦官气势凌人，欺凌朝臣有如草芥。文宗对此一筹莫展，只是饮酒求醉，自叹受制于家奴，还不如周赧王、汉献帝两个亡国君。从此宦官更加专横，凌逼皇帝，蔑视朝官，文宗因此郁郁寡欢。

在生死难料的血光之灾中逃过一劫的柳公权，仍为中书舍人、知制诰，看到皇帝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随时听从召唤，为皇帝以诗书遣愁，尽管借机竭力劝慰，却爱莫能助。他为无力扶大唐王朝之危厦于将倾，内心深感愧疚。

也就在朝廷局势飘摇不定的萧索时期，消沉的唐文宗又读起了《易经》，而且读得入了迷，每有疑义，他即召柳公权及侍讲学士王起、许康佐入便殿顾问讨论，以此为常，时谓三侍学士。

唐文宗早年在藩邸时，喜好读书，如今手头的这部《易经》，是早年宫中内官得到后密献于他的。即位后，文宗捧以随辇，手不释卷。及朝廷无事时，文宗浏览书目，间取书便殿诵读。

柳公权与王起、许康佐伴随唐文宗左右，是皇帝称职的三侍学士。柳公权是侍读，与二位侍讲身份、待遇有异。《周易》一书，柳公权在进士及第前已仔细诵读，之后又重新读过。此书乃儒家、道家共同的经典，分《经》《传》两部分。《经》据传为周文王所作，由卦、爻两种符号重叠演成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依据卦象推测吉凶，通过释经表达哲学观点，包含世界观、伦理学说和丰富的朴素辩证法，是古代圣哲修身明德、体道悟道、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。

因甘露事变而萎靡不振的唐文宗，想从《易经》中寻找大唐帝国的走向和自己的出路。柳公权，恰好做了他在暗夜里探索方向时的一盏明灯。这盏明灯很小，也不大费油，不用去拨灯花，却一直炽热透亮。

唐文宗大和九年（835）次年，唐王朝改年号为开成元年，文宗仍在皇位上。在兵部郎中、翰林院学士任上的柳公权，于此年四月二十日，书《回元观钟楼铭》，继续在书法之路上跋涉。

一千多年之后，在1986年11月，《回元观钟楼铭》出土于西安市和平门外太乙路。碑为青石质，石横置，长124厘米、宽60厘米、厚18厘米。

按唐长安城遗址资料，碑的出土地点应是长安城东市的位置，史载回元观所在的亲仁坊，应在距此约一公里的西南方。唐大历六年（771），曾在这里修建资圣寺僧房佛舍，可知此为资圣寺遗址。至于是什么时候，又是由于什么原因，原在回元观的石碑，被搬到了东市的资圣寺，则是一个难解之谜。

此碑碑题为《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》，令狐楚撰文，柳公权中楷正书。铭文共四十一行，满行二十字，共七百六十一字，唐开成元年（836）立于万年县，邵建和刻字。

与碑相距不远，发掘出了一截残断的无字棱形经幢，以及直径一米的八角形经幢顶盖。由于长期埋藏地下，碑面和个别字稍有残损，但文可通读。

碑文前半部分记叙了唐代回元观的历史沿革，其中提到回元观旧址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第，还提及安史之乱。碑文中提及“燕戎”，当指安禄山及其部将。

碑文的后半部分，讲述了唐文宗赏赐回元观铜钟的经过，并赞扬钟声的美妙：“闻其声者，寝斯兴，行斯归，贪淫由是衰息，昏醉以之醒寤，虽三涂六趣之中，亦当汤火沧寒，拲梏解脱。”此碑为柳公权五十八岁时所书，也是存世柳碑中最完整的实物。其碑书风神烁烁，一笔不苟，用笔重骨力，以方笔为主，辅以圆笔，劲力清健。其结构往往于错位中求变化，比如左右结构的字“蹲”“钟”“楼”等，将左边偏旁往上挪，形成左短右长的结字法，在不平衡中求韵趣。《回元观钟楼铭》撰文者令狐楚，与柳公权同是京兆华原人，同朝为官，此次令狐楚撰文，柳公权书丹，造就这一方《回元观钟楼铭》，真可谓一种缘分。

开成元年（836）十一月，柳公权书《王智兴碑》，又称《宣武节度使王公神道碑》。裴度撰文，丁居晦篆额，立于洛阳。碑主王智兴，字匡谏，温县人。《王智兴碑》撰文者裴度，河东闻喜人，德宗贞元五年进士，宪宗元和时累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，视行营中军，还朝遇刺伤首，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封晋国公，穆宗时数出镇拜相，官终中书令。

篆额者丁居晦，生平不详，著有《重修承旨学士院壁记》。并有诗作《琢玉》传世：“卞玉何时献，初疑尚在荆。琢来闻制器，价炫胜连城。虹气冲天白，云浮入信贞。珮为廉节德，杯作侈奢名。露璞方期辨，雕文幸既成。他山岂无石，宁及此时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