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公权三步成诗

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，柳公权六十岁，已入花甲之年，时在中书舍人、充翰林院学士兼侍书任上。柳公权作为皇帝的侍书，伴其左右，一项重要的营生是揣摩圣上的心思，尤其是附和圣上不时勃发的风雅之趣，联句赋诗，使皇帝从庄严的朝政事务中超脱出来，进入精神愉悦的境界。柳公权以书艺著称，赋诗作曲亦是擅长，只不过属于偶尔露峥嵘罢了。

唐初，融合着胡汉血统的新兴帝国顺水推舟，沿袭了隋代的科举制度，使得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也有跻身政治活动的机会，实现儒家传统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入世思想。唐室杂有胡人血统，从而拉拢寒士阶层，打击旧贵族势力，以巩固新得的权位。诗赋就是当时考试的主要科目之一。天下俊才受到功名的引诱，多以此作为晋身的途径。加上帝王们的爱好与提倡，诗歌具有了高度的活力，泱泱大唐产生了上千名诗人、上万首诗作。

侍从酬唱，供奉文词，是侍书学士的一项职能。皇帝高高在上，本来就高处不胜寒，十分孤独寂寞，常常需要一些风雅的文士供奉随侍，陪宴唱和，追欢逐乐，粉饰太平，获得一时的轻松与愉悦。统治者除了需要文人学士代草诏书外，更需要文人陪游侍宴，制作诗赋。一是满足精神需要，二是增添京城欢乐祥和的气氛。律诗的定型，就是由于频繁的游宴文会，熏陶出了一批在诗歌音韵、格律、词采、对仗、用典诸方面十分圆熟的学士。

唐朝没有报刊，活字印刷术不曾出现，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更加常见。如此一来，“长安捣衣妇，皆可为诗文”。由于皇家喜好诗，从宫廷到乡野，人们吟诗就像唱歌，张口就来，随便一个人就会那么几首。大明宫诗风荡漾，吹进长安城每一处里坊，成为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
到了文宗朝，虽然文馆式微，但在嬉游之隙学为诗歌，还为尤为翰林学士崇重，皇帝也常常备宴赋诗。在这一雅事方面，柳公权当然属于皇帝文学侍从中的要员。这年二月，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，皇宫里柳枝吐翠，归燕旋飞。在一派明媚的阳光下，柳公权又一回从幸大明宫，应制作诗。

应制，本义为应皇帝之命，汉魏以来称应帝王之命作诗文为应制。早在唐高宗时，秘书少监上官仪就有诗作《奉和秋日即目应制》《早春桂林殿应诏》《咏雪应诏》。而其孙女上官婉儿的一首应制诗也为人称道：“密叶因裁吐，新花逐翦舒。攀条虽不谬，摘蕊讵知虚。春至由来发，秋还未肯疏。借问桃将李，相乱欲何如。”之后，在大明宫中，许敬宗、杜审言、陈子昂、李适、王维等诗人，都留下了应制之作，让柳公权欣羡不已。

这天，柳公权随从文宗去大明宫花园中游玩，欣赏着春色盎然的迷人景致，圣上平日的悒郁心情被大自然生气勃勃的风物所驱散，眉宇间舒展着欢悦。忽然，文宗停下车子，对柳公权说：“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，得告诉爱卿。”柳公权微微躬身，问道：“何事让圣上高兴？”

文宗曰：“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，常常不能及时下发，现在二月里就把春衣发放完毕了，朕能不为之高兴吗？”柳公权一听，这果然是一件大好事，按照时令尽早发放春衣，对于边防官兵的士气和边境地区的安宁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于是连忙向皇帝道喜称贺。爱好文学的文宗笑曰：“只是祝贺一下，不能把你的心意表达清楚，朕也不尽兴，爱卿这次应当赋诗一首才是。”

当时随行的宫女大多也是诗歌爱好者，听到皇上提议，禁不住在一旁起哄，尖声细语地叽叽喳喳：“柳学士，您才高八斗，满脑子都是诗，这当儿是该赋诗祝贺呀！”柳公权稍加思忖，畅快地说：“有了，有了。”随行宫人催促他：“请柳学士亲口念给圣上听。”柳公权和蔼地报以一笑，当即口占一首五言绝句，道是：“去岁虽无战，今年未得归。皇恩何以报，春日得春衣。”“妙妙妙！”文宗首先击掌称道。众宫女复诵诗句，欢呼雀跃。文宗似乎还不尽兴，诏令柳公权再赋。

柳公权接着吟道：“挟纩非真纩，分衣是假衣。从今貔武士，不惮戍金微。”比起前几句的通俗明快，这几句的字词有点生僻，文宗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不由皱了皱眉头。宫女中的诗歌爱好者们也面面相觑，听不懂诗的意思。

柳公权看出听众的情绪，感到诗的字词是晦涩了一些，连忙做了详细解释。纩，指新丝绵絮。貔，猛兽名，似虎，唐高祖李渊之祖名虎，因避讳改“虎”为“武”，貔武是比喻勇猛的将士。惮，畏难，畏惧。金微，古山名（即今阿尔泰山），唐贞观年间，以铁勒卜骨部地置金微都督府，乃以此山命名。文宗这下听明白了，赞叹柳公权的诗句婉切而丽，用典精到，寓意深邃，不愧为大才子。宫女们见柳公权在赋成此诗时，丝毫不见有什么困难，听明白诗意后，又惊叹道：“柳学士您真是太厉害了呀！”

见此场景，文宗也大为高兴，对着宫女们笑了笑。他又略微低着头，对柳公权刚刚赋就的诗句细细品味了一番，然后点点头，深深地感叹道：“子建七步，尔乃三焉。”意思是，想当年曹植七步成诗，被世人称为奇事一桩，而爱卿却能在三步之内成诗，你这不比那个曹子建还要高明得多吗？面对皇帝的极度赏识，柳公权急忙俯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微臣不才，岂敢跟前贤比试？”以书法名世的柳公权，也是个敏捷的诗人，能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构思并创作出颇为可观的作品。翰林学士最为重要的职能是草制，在这方面，柳公权当然也是出类拔萃的。

中唐储君继位的诏书，是帝王新立的法理依据。之前，唐宪宗、唐敬宗时两次政变，共通点是旧主驾崩之初，宦官军政诸司掩护新储出起居之处，勒兵殿院之下，推翻前议的皇储。在另起炉灶过程中，宦官仍得以翰林学士草诏。就平日草拟公文而言，内容轻重不一，翰林学士的权限视帝王信用程度差异而有所不同。但此时，翰林学士的草拟实权，已由单纯的文书起草发展至广泛参决的层面。

翰林学士能加入议政行列，与皇帝开启固定的议事渠道有关。例如，浴堂殿乃德宗长年视事之所，地近绫绮殿，位于大明宫较东侧之处，帝王每于此召问学士意见。“唐学士多对浴堂殿，李绛之极论中官，柳公权之濡纸继烛，皆其地也”，即道出翰林学士应召于此的传统。浴堂议事的习惯沿袭已久，翰林学士论政决事的风气也由此建立。

柳公权也记得，宪宗元和五年（810）六月，翰林学士白居易尝因论事，直言道：“陛下错。”皇上脸色庄严，甩手而罢。接着，皇上密召承旨李绛谓：“白居易小臣不逊，须令出院。”李绛曰：“陛下容纳直言，故群臣敢竭诚无隐。居易言虽少思，志在纳忠，陛下今日罪之，臣恐天下各思钳口，非所以广聪明，昭圣德也。”皇上采纳了李绛的建议，待白居易如初。

担当翰林学士的柳公权，工作比较辛苦，如需定期宿值，管理极为严格，有锁院草诏以及禁止与朝官密交的规定。值宿生活虽然清寂，却抵消不了作为翰林学士头上的光环，如白居易诗中所言：“窗白星汉曙，窗暖灯火余。坐卷朱里幕，看封紫泥书。”由草拟制诏发展至密议决策，翰林学士之职已非单纯的秘书顾问角色，还执行部分相权，足以改变宰相与宦官周旋中的政治形势，这就是为什么宰相往往谋求与学士关系和谐。

由于南衙北司长期对立，帝王用人渠道常尽量越过外朝宰相和内廷宦官，避免直接卷进各种人事纠纷，多以重用的翰林学士承旨入相，如此更能确保政治安全。故此，设置学士承旨之职，有提前培育帝王亲信的意图，方便日后进入中枢的决策层。

到柳公权任翰林学士阶段，于草诏密议之余，在宰相施行的任免权力中有一定话语权。从前诏降悉属中书，到此时渐次由翰林院独掌关乎军国重事的白麻，这直接关系到宦官用人权限。将宰相权力移于翰林，可能是出于帝王之意，借第三者重新规划管理重要官职。“唐中书，用黄、白二麻为纶命，其后翰林专掌白麻，中书独用黄麻。”纶命，就是天子的诏命，分别书写在黄、白两种麻纸之上。从各种迹象上看，翰林学士透过白麻之制，发挥封驳的权能。翰林学士专掌白麻草诏，代表帝王与宰相发布命令，宦官不得私夺。宦官不能像翰林学士那样草诏，只有假以其他途径夺权，如变更议定决策的原貌，加入修订程序，或者垄断宣令的最终过程，从中上下其手。

君主与学士论议宦官时，为了防避阉宦视线，召对往往彻夜进行。文宗与柳公权常常夜谈，足以证明柳公权与文宗皇帝君臣关系之密切。这恐怕是柳公权一生仕途中的黄金时代，之前与此后的处境，大不如此时称心如意。

翰林学士一般由从校书郎至六部尚书的官员充任，无品秩，也没有独立的官署，但却是除宦官之外唯一得出入宫禁，在内廷办事的官员，是直接隶属于皇帝、听命于皇帝的身份特殊的官员。制诏出令是中央决策的最主要环节，掌握了草诏权就意味着进入了决策中心，参与中枢权力机构的运作活动。翰林学士所撰诏书为内制，无需经过门下省审议复核，直接从禁中发出。中书舍人或知制诰所撰为外制，所拟为一般诏书，须经门下审核、复核通过，并由符宝郎加盖天子六宝，方为制敕。唐宪宗时，由中书舍人掌控的职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，被翰林学士取而代之。

唐文宗开成三年（838），柳公权转工部侍郎，累迁学士承旨。翰林学士承旨一职，在玄宗朝时尚未设置，肃宗至德宗年间，开始从翰林学士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，独承密命。唐宪宗正式常设翰林学士承旨，为翰林学士之长，职权尤重，然犹为职衔，例由他官兼任。翰林学士承旨作为翰林学士的首领，不是单纯起草诏令，而是在禁中职掌机密，被称为内相。前面所说白居易在翰林学士任上时触怒皇帝，也是当时身为承旨的李绛在密议中说情，宪宗才释然的。可见在承旨和密议制度保证下，皇帝将翰林学士视为私人心腹。

自从当上了声名赫赫的承旨学士，柳公权具有了首席学士的身份，再也不仅仅是负责起草制诏了，而是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，扮演着分割外朝宰相议政权的内相角色。一旦被提拔为承旨学士，拜为宰相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。虽然翰林学士多从下级朝官中选拔，但由于其参机禁密，政治地位高，升迁机会大，最为文士所艳羡。

翰林学士制诏与中书舍人制诏，所制的是一种程式化很高的官方应用文。作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诰，君无戏言，具备真实性和严肃性是最起码的要求。赋予制诏权力的是皇帝，制诏的人是其臣子，诏书的旨意由皇帝定夺，领旨体意则是臣子的工作。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，需要剪裁、取舍、提炼、润色，以便使诏书主旨突出，倾向鲜明等等。

在柳公权负责的诏诰中，展现着他本人的政治观、文化观、价值观和审美观。对士人而言，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乃是儒家为每一个人实现人生目标和价值所设定的理想人生轨迹。忠恳恭顺，清廉端直，恬淡自守，是必须具备的品质。

有一天，文宗同几位大臣在一起谈论国事，柳公权当然也在场。当大家说到汉文帝很注意俭朴的时候，文宗举起自己的衣袖让大家看，并有意自夸地说：“这件衣裳已经洗过三次了，它现在还穿在我的身上。”他的意思是显摆一下自己身为天子，物质生活如此俭朴，真是一个清廉的好皇上。在座的一个大臣听了，马上奉承说：“陛下，您的俭朴已经胜过了一世英明的汉文帝呀！”其他几位大臣也跟着随声附和起来：“是啊是啊，圣上英明，我等当效仿陛下，倡导节俭廉洁之风尚。”在一片恭维之声中，唯独承旨学士柳公权沉默于一旁，一句话不说。文宗看见柳公权默默不语，不搭理他的显摆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就径直质问柳公权：“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，什么意思呢？”

柳公权当即露出微笑，看着文宗，却严肃地说：“陛下，您作为天子，衣裳已经洗过三次还穿在身上，这固然是值得称道的美德，但圣上如今最重要的事，是要选用那些有才德的人，罢免那些没有才德的人，让应该得到奖赏的人得到奖赏，使那些应当受到惩罚的人受到惩罚，这才是天子最宝贵的美德呀！以身作则，穿件洗过的衣服的确很好，可这不过是细微的小事啊！”

文宗听了柳公权的这一番话，开始有点诧异，仔细想了想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高兴地对柳公权说：“现在文官中最高贵、最荣耀的官职就是中书舍人、承旨学士此等负责起草朝廷文诰的官了，您已经担任了这个官职，按理说我不应该再让您去当谏议大夫这样的小官了。可是因为您正直敢言，有诤臣的风骨，所以我要委屈您再兼任谏议大夫官职，好让您能够常常提醒我。”

第二天，文宗就发布了命令，让柳公权兼任了谏议大夫、知制诰，承旨学士一衔仍旧。开成三年（838）时，调转为工部侍郎，只不过是备员而已。又有一天，文宗召柳公权问事，对他说：“近来外边有什么议论？”柳公权想了想，郑重回答说：“自从郭旼被任为邠宁节度使，人们议论纷纷，有的说好，有的说不好。”

文宗理直气壮，厉言道：“郭旼是郭子仪的侄子，太皇太后的叔父，在职也没有过错，从金吾大将升任小小的邠宁节度使，还有什么可议论纷纷的呢？”柳公权没有退让，据理辩解道：“凭郭旼的功绩和品德，任命为节度使是合适的。陛下尚且不知情，人们议论的原因，据说是郭旼把两个女儿献入宫中，孝敬圣上，人们认为他因此才升了官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文宗皱了一下眉头：“郭旼的两个女儿进宫，是来看望太后的，并不是他进献女儿啊？”柳公权耐心地说：“常言说，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，如没有嫌疑，为什么这事儿会嚷得家喻户晓呢？”

柳公权引用的此话，原出自三国曹植诗作《君子行》：“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。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。嫂叔不亲授，长幼不比肩。劳谦得其柄，和光甚独难。周公下白屋，吐哺不及餐。一沐三握发，后世称圣贤。”“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”，指经过瓜田不可弯腰提鞋，经过李树下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，免得别人怀疑你偷瓜、摘李子，比喻避免招惹无端的怀疑。此刻，柳公权借以说明并劝告皇上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避开容易让别人产生怀疑的地方。文宗联想到了这首诗，吟咏一番，重新领悟诗作。柳公权见文宗听进去了自己的劝谏，随机又举出一则先朝的案例，即王珪劝太宗送庐江王妃出宫的事件，来说明此类事由的曲直利害。

王珪其人，少孤，因叔父王頍参与隋汉王杨谅谋反被诛杀，王珪受到牵连，隐居于终南山，直到隋朝灭亡。入唐后，李纲以其“贞谅有器识”，荐为世子府咨议参军，为太子舍人，成为李建成的心腹。玄武门之变后，召拜谏议大夫，迁黄门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贞观二年（628）任侍中，与房玄龄、魏徵、杜如晦等齐名。王珪性情沉静恬淡，为人正直，安于所遇，与人交往不苟且附和，人誉之为唐初四大名相之一，卒赠吏部尚书。

王珪曾为谏议大夫，太宗当时说：“君臣同心同德，那么国家就会安定。我虽不是贤明之君，但幸而有各大臣常加规劝，及纠正我的过失，但愿这样可以使天下太平吧！”王珪进言说：“古时天子有谏诤之臣七人，都因谏言不被采用，而相继死亡。现在陛下发扬美德，采纳像我们这样的草野之人的意见，我愿竭尽愚钝之力，效力辅佐陛下。”王珪推诚尽忠，常能规谏，太宗很信任他。

一天，王珪晋见，看见有一美人在皇上身边侍候。太宗指着她说：“庐江王不行道义，杀了她的丈夫而纳她为妾，怎么会不灭亡呢？”王珪离开座位回答说：“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呢？”皇上说：“杀了人却纳那人之妻，竟然还问我是对还是错，为什么呢？”王珪回答说：“我听说齐桓公到郭国，问老百姓郭公为什么死了。老百姓回答说，因为他能分清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”齐桓公说，如像你们这么说，他就是一个明君了，可为什么会到了灭亡的地步啊？老百姓说，不是这样的，郭君知道是好的意见，却不采纳，知道是错的事情，却不停止做，所以灭亡。如今陛下知道庐江王灭亡的原因，他的美姬还在你的身边，我看陛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，知道那是错的事情还要继续做，这就是所谓知道不对的却不停止去做啊！”太宗十分欣赏王珪说的话，立即改过，送庐江王妃出宫。文宗听柳公权这么一说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当即派内使把二女送还郭旼家。

柳公权忠正直言，匡正失误，大都和这件事一样，所以在文宗朝屡次升迁，为学士承旨一职。作为翰林学士的首领，此时的柳公权，应该说是权柄在握，日理万机。然而，对于痴心于书艺的他来说，他只想恪尽职守，谨慎恭敬，认真细心地完成工作，绝无非分之想。

柳公权是在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兼侍书学士任上踏入花甲之年的。六十岁以前政治上不得意，六十岁后“恩宠日增”，“人缘书贵”与“书因人重”相辅相成。他的字好，赢得了赞赏，因而一路升迁至高位，升至高位后，书法也值钱了。

多年之后，南唐后主李煜曾以书圣王羲之为准绳，评述善书者，认为他们各得右军一体，若虞世南得其美约而失其俊，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，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之变化，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，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，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，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，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，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，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。

回顾初唐书法，受二王和隋碑影响，大抵以硬瘦为主，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拓展。颜真卿失于“粗鲁”，柳公权失于“生犷”，“失”也正是变的结果，是创新的一面。变则通，不变则死，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。颜体一出，一反初唐书风，行以篆籀之笔，化瘦硬为丰腴雄浑，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，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，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，并与颜真卿高尚的人格契合，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学习颜体如果不当的话，很容易流于肥俗恶浊。在这种情势之下，柳公权站出来了，用硬瘦来矫正肥厚之失，研究出新的书法风格。

开成二年（837）二月，柳公权从幸未央宫，应制作诗。四月十一日，于便殿君臣对答，谏诤皇上。五月，见爵河东县开国男。唐朝分亲王、嗣王（承袭亲王的为嗣王）、郡王、国公、郡公、县公、郡侯、县侯、县男、县子。国公以下，均加开国字样。封爵有食邑，但往往为虚封，唯加实封者可以享有所封地的租税收入，后改为领取俸禄。河东县，隋开皇十六年（596）于蒲坂故城所置，亦为柳氏祖籍所在地。唐文宗或许正是因此，给了柳公权一个河东县的爵位。

十一月十日，文宗召柳公权麟德殿入对。同年，柳公权于五月书《冯宿碑》，七月书《阴符经序》，十一月书《罗公碑》《柳尊师志》。此段时间的柳公权，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

前一年，老友冯宿病卒。次年仲夏，柳公权为他的神道碑铭撰文并书丹。二人早有过合作，曾于大和五年（831）共同完成了《太清宫钟铭》，大和七年（833）又一起创作了《升元刘先生碑》。来不及再一次合作，阴阳相隔以后，双方以各自擅长的方式，融入大唐历史文化的长卷。柳公权书写碑文时，难免想到传闻中当初冯宿欲当宰相的笑话，禁不住偷偷乐了起来。

一天傍晚，中尉给冯宿送来一只封闭的盒子，打开后，看到里面有两顶乌纱帽，以及防冻膏之类的东西。当时朝中结交显贵宦官的人，如果将升大职，就会先用这些东西通消息。冯宿欣喜万分，就把这些呈送给经常帮助他的宰相杨嗣复。冯宿喜欢穿华丽、干净、整洁的衣服，从晚到早要换好几套华贵的衣服，挑选几匹骏马，鞍鞯光亮照地，无与伦比。自认为有了可靠的消息，不用再依序上班，要尽情享受快乐，就修整容貌，换好衣服前往幕府。

到了幕府附近时，小吏通报说已有诏书，冯宿假装不知。等到了幕府，果然已有诏书，通接宾客的近侍捧着诏书，看来一定是宰相的职位。将要公布时，那近侍面向大殿，躬身拿着诏书，大声叫着所授大官的姓名：“萧仿！”

冯宿惊诧地扑倒在地，别人搀扶他回到家，他不久就得病死了。原来那晚拟定委任状送到学士院时，文宗对亲近大臣说：“冯宿的为人，好像不够沉稳，萧仿兼任盐铁官时，我观察他很有大臣的风度。”因为皇上一句话，用萧仿代替了冯宿。冯宿生平与韩愈友善，亦以古文名于世。病重时，有囚犯将处重刑，家人请他恕之以积德延寿，冯宿说：“命修短，天也，挠法以求祐，吾不敢。”遂卒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懿。遗命薄葬，悉以平生书纳墓中。想到这里，柳公权转而对这位碑主有了几分怜惜与钦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