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公权送梨帖跋

唐文宗即位，大和二年（828）三月十日，五十一岁的起居郎柳公权受任司封员外郎，从六品上。迁职当天，柳公权兴致使然，即为王献之《送梨帖》题跋，又称《晋王献之送梨帖跋》。此跋为纸本，行楷书，四行，四十三字。帖心高27厘米，横13.5厘米。跋为：“因太宗书卷首，见此两行十字，遂连此卷，若珠还合浦，剑入延平，大和二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。”此跋没有碑版中字常有的拘谨，而自然映带；没有怒张之筋骨，而笔致含蓄；没有平正均匀之苛求，而自有真趣。后世人誉为神品。

王献之《送梨帖》，尺牍大意是：王献之将三百只梨送与收信友人，并谈及冬天雪来得迟，天气状况却很不佳。首句“今送梨三百”刻帖为“今梨三百”，按字距实缺一字。根据宋代米芾《书史》记载，“王献之《送梨帖》云：‘今送梨三百颗。晚雪，殊不能佳。’”，所缺字为“送”字。“晚雪，殊不能佳”句的“晚”，为“迟”意。“殊不”，指甚不、却不。《送梨帖》中“晚雪”字旁有“军假司马”一印，为唐怀素所钤。帖后又有柳公权、文同、王世贞、王世懋、王穉登、文嘉、莫云卿、詹景凤、周天球等人跋记，是王献之存世代表作之一。在柳公权看来，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中“快雪时晴”与《送梨帖》“晚雪，殊不能佳”虽句意相左，但可互证互读。柳公权墨迹作品，只有此四行跋书是确有来历的。一说，除此之外，相传为柳书墨迹作品者，便没有一件真迹或可信的古摹本了。

柳公权自幼就在京兆华原的乡墅临摹“二王”书帖，对其身世早已了如指掌，熟透于心。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，胸有大志，后期兼取张芝，别为一体。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，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。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，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。王献之用笔，从内拓转为外拓，如丹穴凰舞，清泉龙跃，精密渊巧，出于神智。其书法艺术，主要是继承家法，但不墨守成规，而是另有所突破。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，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。

王献之的草书自汉张芝而下，妙人神品者，仅此一人而已。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《鸭头丸帖》《中秋帖》等，皆为唐摹本。其《鸭头丸帖》，行草，共十五字，绢本。此帖书法雅正，雄秀惊人，得天然妙趣，为无上神品。其《中秋帖》，行草，共二十二字，神采如新，片羽吉光，世所罕见。他还创造了“一笔书”，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，往往一笔连贯数字，由于其书法豪迈，气势宏伟，故为世人所重。和他的父亲一样，王献之学书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，而是穷通各家，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，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，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。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，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。一直到唐代，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，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，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。而张旭、怀素一派之狂草，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。

如今，年过半百的柳公权，还清楚地记得幼年习字时，母亲崔氏就给他讲过王献之练字，用尽十八口大缸里的水的故事。柳公权想到这些，不免有几分神伤。不仅对王献之的字，而且对其人的作派，柳公权也是于怜惜中敬重有加。他记得，曾有一个叫范启的人，矫揉造作，絮烦多事，给郗家人写信说：献之全身干巴巴的，即使扒下他的皮，也没有一点丰满光泽。郗家人回道：全身干巴巴的比起全身都是假的，哪样好？

柳公权用心揣摩《送梨帖》的一笔一画，趣味无穷。其凝重秀健而有法度的草法，不像《中秋帖》《鹅群帖》那样字与字之间多有连笔，而是仅“殊不”二字连绵，其余字字独立，但又笔意贯通，从“今”字起笔，一贯到底，折搭承接有序，形断意连。例如，“今”字的收笔，为出锋向左下，“送”字的起笔为搭锋顺入，以承上字。以下的“梨”与“三”，“能”与“佳”等字之间也用同法承接。笔画尽管收笔分明，但气势却如山泉出谷，奔腾倾泻不可遏止。此帖笔法变化亦较多，“雪”“不能佳”等字如金蛇飞舞，用的是王羲之的内擫法，而“百”“晚”“殊”等字又转用外拓法，显得肥厚饱满。整体字型体势纵长，首行的行轴线呈直线分布，但由于点画主笔的映带钩环盘纡，笔势变为曲线，与行轴线的“直”形成对比，静中见动。动与静的关系、点与线的关系在“梨”字上都得以体现。“晚”字外紧内松，末笔呈章草笔意。从全幅布局看，字忽大忽小，字距忽宽忽窄，寥寥十一个字构成空灵的意境，颇耐人品味。《送梨帖》的书风，与《鸭头丸帖》的侧锋纷批和《鹅群帖》的潇洒跳宕不同，却与怀素所书《苦笋帖》相似，均开合有度，闲雅淡逸。王献之师承其父，草势平和清逸，也有模仿意味，不见潇洒豪迈的气概。对于柳公权来说，他从中无疑受到了很大启迪。

在唐代，《送梨帖》曾经被误认为唐太宗书，后经柳公权鉴别为王献之书。到了后世，苏轼《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》评《送梨帖》：“家鸡野鹜同登俎，春蚓秋蛇总入奁。君家两行十二字，气压邺侯三万签。”《东坡志林》卷九：“世传王子敬帖，有‘黄柑三百颗’之语。此帖乃在刘季孙家，景文死，不知今在谁家矣！”子敬，王献之之字。米芾鉴定时，也肯定为王献之书。米芾《书史》记载：“刘季孙以一千置得。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、王维《雪图》六幅、正透犀带一条、砚山一枚、玉座珊瑚一枝以易，刘见许。王诜借余砚山去，不即还。刘为泽守，行两日，王始见还，约再见易，而刘死矣，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。”

米芾爱王献之书，故不惜以书画宝玩与刘季孙交易《送梨帖》。不料王诜借去砚山，不按时归还，使米芾误了与刘季孙交换的机缘，失之交臂。传之后世的柳公权帖，除了《送梨帖跋》，另有三帖。一乃柳公权《尝瓜帖》：“瓜一颗，时新，第一割而尝之，味又甘好，以表汝之孝也。明后至，彼不悉耶？告世四娘省。”……二乃柳公权《圣慈帖》：“圣慈允许守官，稍减罪责，犹深忧惧。续冀面言，不一一。诚悬呈卅第处十四日，敬空。”三乃柳公权《赤箭帖》：“奉荣示，承已上讫，惟增庆悦，下情但多欣惬。垂情问以所要，悚荷难任。偿有赤箭，时寄及三五两，以扶衰病，便是厚惠。不具，公权状白。”真可谓各有千秋，流光溢彩。至于真伪，书评家也各有说法。此不赘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世传柳公权墨迹《兰亭诗》。

世传柳公权墨迹《兰亭诗》，无款印，绢本，行书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卷前引首有清乾隆皇帝行书题“笔谏遗型”，题签“兰亭八柱第四”，题记一段。又有瘦金体题签“唐柳公权书群贤诗”。卷后有宋代邢天宠、杨希甫、习之、蔡襄、李处益、孙大年、王易、黄伯思、宋适，金代王万庆，明代王世贞、莫是龙、文嘉、张凤翼，清代王鸿绪等题跋和观款。卷鉴藏印有宋“御书”“双龙”“宣和”“政和”“内府图书”“奉华宝藏”“内府书印”“睿思东阁”，以及宋“绍兴”，元“乔篑成氏”“柯九思”，明王世贞，清高士奇、王鸿绪、乾隆内府诸印。

依考据者说法，诗后的题跋有的是真迹，有的是伪作。明以后的题跋都是原有的，明以前的题跋除蔡襄、黄伯思外都是真迹，但全是后配的，与本卷无关。本卷笔法僵硬粗糙，且多枯锋，但较自然率易。卷后之宋代黄伯思尾题（伪）中云“传柳书”，细观之，个别字的用笔明显不是出自柳书，如孙统四言诗中的“希”字、庾友四言诗中的“则”字、王涣之四言诗中的“足”字等末笔写得非常丑怪，字的结体亦多不沉稳，较浮躁，与柳氏所书王献之《送梨帖》后之题跋墨迹对比，不但笔法不类，连结体也无丝毫相同之处。说明书写者是一位文墨不够精通之人，无论从艺术特征还是艺术水平来分析，该卷都非柳公权之笔。尽管如此，世传《兰亭诗》墨迹，早已与柳公权有了脱不开的干系，其中发生的逸闻趣事，足以让后世书道中友为之倾慕。甚至于徘徊其间，不可自拔，其乐无穷也。

大和二年（828）五月二十一日，柳公权奉诏二入翰林院，充侍书学士。出了又入，可见翰林院与柳公权有缘分。也许是新皇上唐文宗动了欣赏之心，柳公权又返回当初离开的地方，重操旧业。仅仅隔了两天，五月二十三日，唐文宗赐紫于柳公权。赐紫，乃唐制，三品以上官服紫色，五品以上官服大红绯色，有时官品不及而皇帝推恩特赐，准许服紫服或服绯，以示尊宠，称赐紫或赐绯。赐紫同时赐金鱼袋，故亦称赐金紫。僧人亦有时受紫袈裟。

七月，柳公权应承书《涅槃和尚碑》，武翊黄撰文，立于洪州。撰文者武翊黄，河南缑氏人，为先朝宰相武元衡之子。其才学惊人，曾三试独占鳌头，连中三元，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也只有十四人如此辉煌过。入仕后，他于大和年间官至大理卿。此人善书法，尤工楷书，长庆元年（821）白居易所撰唐张诚碑，为其所书。

众人乐于闲谈的是，武翊黄中了状元后，和他妻子的随嫁婢女薛荔谈起了恋爱。这薛荔姿容俏丽，把武翊黄迷得颠三倒四，越看结发妻越不顺眼，于是长期虐待妻子，受到舆论强烈谴责，朝廷为此要贬他的官。当时的宰相李绅，与武翊黄有同窗之谊，出来为他说情，终是无济于事，最后武翊黄只好流寓他乡至终。

如前所述，华原柳氏兄弟与武氏父子，称得上是有缘分的。柳公权能与武翊黄相遇于同一块碑石上，奇也不奇。让柳公权为之可惜的是，这么一位旷世才子，竟然不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，在男女之事上栽了大跟头，落了个浪迹异乡，无所作为的下场。父亲武元衡因政见被人暗杀，儿子有才，却与建功立业无缘，陷入温柔乡而丢了功名，只留下一篇精彩的碑文。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柳公绰改任户部郎中，从五品上。此期间，柳公权的职务也有变动，改任库部郎中。库部，为尚书的一曹，掌军械器用、卤簿仪仗等事，主管武库。让一个曾任皇帝书法老师的柳公权，去掌管什么武器仓库，看起来并不是一桩好差事。好在这项工作不妨碍他随时应邀书写碑文，说是一种特权也罢，说是利用公务之外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也罢。

大和三年（829）四月六日，库部郎中柳公权书《李晟碑》并篆额，即《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铭并序》。被后世视为柳公权书法代表作的《李晟碑》，连额高一丈四尺二寸，宽五尺八寸二分，三十四行，六十一字。裴度撰文。碑主李晟，为唐德宗时期大将，率兵平息朱泚叛乱，在关中东渭桥畔与敌激战获胜，收复了京城。碑石原位于长安城东北，今高陵区榆楚镇马北村东渭桥北李晟墓西北二百米处。自唐迄今，渭水北移四公里，为防止碑没入渭水，迁碑至今高陵区文化馆，又移至今高陵区第一中学校园内。

碑主李晟曾经在此地立马挥刀，战功赫赫，死了也守望着这片渭水边的土地。碑石立于墓地之北，也算是在随时唤醒这片土地的记忆。在书写李晟碑文时，柳公权自然会想到李晟的生平和饶有趣味的逸事。柳公权深谙裴度碑文的内蕴，在书写《李晟碑》时，用笔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熟练地驾驭各家笔法，随心所欲地为己所用。他起笔多方，收笔多圆，方圆结合，自然随意。长笔瘦，短笔肥，竖笔挺，折笔劲，故显得轻重有致，变化多端，既筋骨强健，又血肉充实。其笔法灵活多变，点画的形态也丰富多样。即使是同一笔画，在不同的字中，在不同的部位上，其形态也不相同，可以说是随体赋形，不拘一格，极具装饰变化之美。在精严的法度和结字中，都体现出了书法的美。

此碑书挺拔不群。与《金刚经》相比，《李晟碑》增强了斩钉截铁、棱角分明、点画爽利森挺之气概，但是有些地方，结字显得拘谨局促，整体上师古而不泥于古，显示出独特的柳体风格。实际上，柳书出自颜体，但避开了颜字的肥壮，变为瘦硬，多方笔而中宫收紧，四维开放，使人感到既紧峭又舒和。

唐代楷书，特别是颜体和柳体，是对王羲之书体的一种突破，它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充盈的力量感，外在形式上表现得峻峭严谨、刚劲果断，这些与书圣王羲之的美学趣味迥然不同。唐楷当之无愧地树立了一种楷书的范式和法度。在柳公权之前，自然率意的魏晋楷书及法度谨严的初唐、中唐楷书都出现了引领百代的宗师，产生了多种风貌鲜明的体态样式。而在柳公权之后，再也不曾出现过能与这些书法宗师相媲美的楷书大师。楷书自唐代以下皆不可观，江河日下。

柳公权的书法对后世书法，特别是楷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，不仅仅表现在书法本身的特质，如对后人楷书用笔、结构及章法的影响方面，而且表现在艺术创造精神和个性的感染方面。古人学书须先学楷法，作字必先大字。大字以颜为法，中楷以欧为法，中楷既熟，然后敛为小楷，以钟、王为法。楷书笔法自魏晋的钟、王至初唐及盛唐的欧、虞、褚和颜，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方圆兼用，中侧互变，笔法丰富且个性鲜明，到了晚唐的柳公权，楷书笔法均已完备。自《李晟碑》始，柳公权在书法的承继中又开了新体。

大和四年（830）四月，柳公权书《王播碑》和《王播志》，全称为《故丞相尚书左仆射赠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铭》和《太尉王播墓志》。《王播碑》立于耀州，李宗闵撰文。《王播志》由牛僧孺撰文。世事多变，人际之间的交集，有时候显得蹊跷。碑主王播，正是柳公权任起居郎之初，偕谏议大夫独孤朗等人抗疏的对象。过了若干年，这个王播下世了，柳公权却不计前嫌，为其书写碑文，可见柳公权不是一个格局小的人。

王播出身贫寒，中进士，举贤良方正，步入仕途后原本清正廉洁，官声颇好，却在官场斗争失利后坠入贪官污吏之流。虽遭遇过柳公权等人的弹劾，有皇上庇护，官当得还很滋润，官至宰相，大和初拜左仆射，封太原郡公。永贞元年（805）卒，享年七十有一，谥曰敬。

碑文撰写者李宗闵，系唐王朝远支宗室，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之后，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登进士第，后又中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科，授洛阳尉。大和二年（828）为吏部侍郎，后拜相，累转中书侍郎，集贤大学士。为王播碑志撰文时，李宗闵尚在相位上，做此事理所当然。对牛僧孺的身世和性情，柳公权也是一清二楚的。墓志撰文者牛僧孺，隋朝仆射奇章公牛弘的后代。幼时丧父，下杜樊乡有数顷赐田，凭借此为生。擅长写文章，考取进士。元和初，参加贤良方正科目的策试，与李宗闵、皇甫浞等人俱列第一。入仕后，逐条指责朝政过失，言辞毫不避讳，甚至不避宰相。宰相大怒，牛僧孺被调任伊阙尉，改派河南，后升至监察御史，连续升迁担任考功员外郎、集贤殿直学士等职。柳公权之所以给王播书写碑文墓志，一则是公务所致，一则恐怕是书写者大度，不与已故之人计较什么。因为书写此碑，柳公权与朝廷中的风云人物——撰文者李宗闵、牛僧孺有了一番笔墨交往与合作，也算是绕不过去的因缘。此前此后，碑主及撰文者的沉浮荣辱、品性与结局，为柳公权提供了难得的人生经验。

大和五年（831）二月，柳公权书《将作监韦文恪墓志》，庾敬休撰文，入京兆穴。将作监，乃墓主韦文恪的供职部门，系掌管宫室建筑的官署，主事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器皿的制作和纱罗缎匹的刺绣，以及各种异样器物的打造。将作监一般设有监二人，从三品；少监二人，从四品下。掌土木工匠之政，总左校、右校、中校、甄官等署，以及百工等监。大明、兴庆、上阳宫，中书、门下、六军仗舍、闲厩，谓之内作；郊庙、城门、省、寺、台、监、十六卫、东宫、王府诸廨，谓之外作。这些都归属于韦文恪的职权范围，可见他位置之显赫。

墓主韦文恪，曾任睦州（今杭州淳安）刺史，也当过刑部司门郎中，掌门关出入及没收违禁与无主物之事。长庆二年（822），朝廷出兵征讨李介时，派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安抚魏博。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上奏朝廷，请求任命李介为宣武节度使，同时又在黄河北岸的黎阳建筑码头，摆出要渡河援助李介的样子。见到韦文恪，魏博节度使的言辞和礼节都十分傲慢。监军姚文寿起兵擒杀李介，押送李介四子至京师。得知李介已死，魏博节度使对韦文恪的言辞和礼节顿时都恭敬起来，自嘲说：“史宪诚是胡族人，就像家中的狗一样，虽然挨打，但始终不离开主人。”

《将作监韦文恪墓志》，撰文者庾敬休，南阳新野人。祖庾光烈，安禄山迫以伪官，潜伏奔窜，后为大理少卿。父庾何，朱泚盗据宫阙时，逃窜山谷，终于兵部郎中。庾敬休举进士，以登宏词科授校书郎，从事宣州，旋授渭南尉，入为翰林学士，迁知制诰。

皇上将立鲁王为太子，慎选师傅，庾敬休改工部侍郎，兼鲁王傅。庾敬休奏曰：“剑南西川、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，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，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。”皇上从之。庾敬休又奏：“两川米价腾踊，百姓流亡。请粜两川阙官职田禄米，以救贫人。”皇上亦从之。因此，庾敬休再为尚书左丞。大和九年（835）三月，卒于家，赠吏部尚书。

庾敬休是个很有个性的君子，姿容温雅，襟抱夷旷，不饮酒茹荤，不近声色。著《谕善录》七卷，其代表诗作为《春雪映早梅》：“清晨凝雪彩，新候变庭梅。树爱春荣遍，窗惊曙色催。寒江添粉壁，积润履青苔。分明六出瑞，隐映几枝开。闻笛花疑落，挥琴兴转来。曲成非寡和，长使思悠哉。”庾敬休撰写《将作监韦文恪墓志》时，当为尚书左丞，正受皇上宠信。而此时的柳公权，踟蹰于库部郎中的岗位上，在仕途的困顿中，窥见了一丝柳暗花明的转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