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公权赶考途中

胞兄柳公绰比胞弟柳公权运气好。之前于唐贞元元年，年方十八岁的柳公绰就参加了制举考试，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举登科，补校书郎。三年之后，二十一岁的柳公绰再次参加制举考试，再登其科，授渭南尉。后被提升为侍御史、吏部员外郎。

当下奔三十而立之年的柳公权，显然比柳公绰晚熟，其功名之路走得并不顺当。他似乎不属于兄长那样的幸运儿，自己十八岁到弱冠之年，还是往来于京城长安与京兆华原柳家原的一名苦读的书生，一文不名。二十四岁上书写李说碑，似乎是出头的日子到了，高兴了一阵子，却也是悄悄回到柳家原乡下，没有挪地方，还是面对黄纸青灯，继续他苦读的日子。假如在弱冠之年就成婚，之后生儿育女，柳公权已经是资深的父亲了，还奔波在立身的路上。也许大器晚成，父亲柳子温和兄长柳公绰都这样安抚柳公权。是一筹莫展，还是镇静自若，也只能如此了。

秋去春来，燕子回归。很快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，即公元806年，二十九岁的柳公权从华原柳家原一路南下，前往京城长安参加春试大考。

柳公权老成持重，却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在轻车快马的行程中，高声朗诵起李白的诗句：会稽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此番入京，柳公权有如李白的仰天大笑，出门登程而去。心里想着，满腹诗书经纶之我等，岂能埋没民间，岂能甘做庸人？

已经到了不算年轻的岁数，他的最终目标很高，一向瞄准的是科举考试形式中的制举，别无选择。 

“其天子诏者曰制举，所以待非常之才也。”制举考试由皇帝出题，考试地点设在皇宫大殿内，其规格高于普通的贡举考试。柳公权的兄长柳公绰，曾在四年之内两次参加制举，两次登科，不知令多少陷入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套中的人羡慕不已。此番向制举冲刺，柳公权有几分胜算呢？他在科举考试的一系列程序中一路走来，可谓筚路蓝缕，岂止十年寒窗。

唐代的科举，其考生来源主要有三：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，二是通过州县地方选拔考试而选送的叫乡贡，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曰制举。

在唐代，国人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士，其社会地位最高，大多都是作官的。农民的利益最受重视，工、商两个阶层最没有社会地位，而以商人为尤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吏，即衙门里的办事员、警察、执行刑罚的人等，和尚、道士，加上犯过罪被流放的人。在这些人中，只有士与农的子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，其它阶层的人都不许做官。另外，品行不好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人之直系亲属，也都不能入仕。在农业社会，农民当然是绝大多数，而其它类人常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现象。

每年深冬，中央及各州、县的官办学校要把学员挑出来进行初步考试，把优秀的推举到尚书省，类似国务院应考。不是从这些官办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叫做乡贡，先由邻里乡亲保举推荐，地方长官验证后，也一起送到尚书省。地方保举不当，不仅被错举的人不能予试，就连他的所有同乡都要受到牵连，被剥夺考试的资格。到了省里，要把名字、年龄、地址、籍贯等重要数据写在牒子即个人履历上，由户部即管理户口的部门核查过了，印证了推举环节，交给吏部即人事部门的考功员外郎，即专门考核下级官员的功过劳苦以定其升迁的官员，进入考试程序。

始于隋朝的科举制，到了唐代以降，是封建知识分子跃身仕途的重要途径，从童生到状元，一般须经过若干台阶。

凡应考生员，即秀才之试者，不论年龄大小，皆称儒童，习惯上称为童生。院试，由省学政主持，童生参加考中的称秀才，也叫生员，一般可称相公。此二者只是预选形式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。乡试，通常每三年在各省城举行一次，由于是在秋季举行，所以又称为秋闱。秀生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，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，考中后称为举人，可称老爷。第一名称为解元，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。

省试，即科举中的礼部试，次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，举人为应试者，由尚书省礼部主持。每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，遇皇室庆典加恩科，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，因此又称春试。省试合格称贡士，第一名称会元。每逢省试，京城长安为之倾动，试前要举行隆重庄严的仪式。礼部贡院考试当日，设香案于阶前，主司与举人对拜，仪式举行后进入考试程序。

省试在贡院内进行，连考三天。考生要对号入座，试卷要糊名、誊录，并且由多人阅卷。考官俱为临时委派，并由多人担任。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，不得与外界往来，称为锁院。考试完毕，监考官、阅卷官进行评卷，分初阅、复阅两次。成绩合格者，由尚书省张榜公布，第一名称省元。落第者可以诉请复试一次。为防舞弊，常对权贵亲属、子弟合格者加以复试。学子通过省试后方可进入殿试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考状元。

制举，即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命大臣代理主持的殿试。合格的统称进士，第一名称状元，第二名称榜眼，第三名称为探花。合称为三鼎甲，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。

考试的科目虽多，但方法却只有五种：口试，即口头问答；帖经，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，将左右两边蒙上，中间只开一行，再用纸帖盖三字，令试者填充；墨义，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；策论，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，向朝廷献策的文章；诗赋，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。

明经科的内容，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为必考，并涉及九部经书：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为大经，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为中经，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为小经。

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，后来加上贴经即填空，杂文即诗赋。贴经只贴大经及《老子》。杂文，则要求诗赋各一。策问须写五篇，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军事、政务、漕运、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回答。

唐朝初年，秀才科等级最高。贞观年间，有一个州被推举应考秀才科的，没有一人及格，太宗大怒，处罚了州长，并废除了秀才科的考试。后来时有时无，到了玄宗天宝年以后，就名存实亡了。从此，知识分子仕进，就以进士与明经两科为主，而最看重进士。

是骡子是马，拉出去溜溜，是需要宠辱不惊的勇气与耐力。可以设想，在读书应试的旅途上，从弱冠之年到而立之年的十数年间，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迫于时势与立身之必须，柳公权已不止一次参加过乡试及省试，兼有得失，或许还有点恃才自傲的性情，自尊地回避了程序化的应试。再则，也许过于擅长于书法训练，且没有特长生一说，他的偏科势必影响了应试制度的成绩。好在几番笔战终于过关，并名列前茅。

柳公权踌躇满志，心高气盛，期待着大唐王朝的至高学位。他想到，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，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。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，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。他想到孟郊，在度过难关而考中后何等欣喜若狂，作《登科后》：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还有韩愈，中进士后，三次选试都没有通过，只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，可见选才制度之严格。

科举取士创始于隋，确立于唐，此后各个时期在考试科目、程序、场期、科第名称等方面虽不尽相同，但均未出唐代的范围。唐代的科举考试，仍保留汉代以来的誉望风气，主考官并非单凭考生的成绩而定等第，还考虑考生的知名程度。所以在应考前，考生必须云集京师，竞将自己的得意作品送呈达官贵人，以邀名誉，观素学，以期即使临场失准亦可被录取。此种做法称为公卷制。 

士子经礼部试及第，成为进士，仅取得做官资格。至于正式授官，须再经吏部释褐试，中式者授以官职，不及格者须过三年再试。释褐试的标准有四：身，指观考生的样貌，必须仪表端正；言，指观考生的言辞，必须善於辞令；书，指考生的书法，为官常书写公文，故文笔及书法须佳；判，指凭案例考识见，由于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，地方官须兼理狱讼，故须有判断能力。六品以下官员，包括京官及地方官由吏部选用，五品以上官员则经宰相商议及皇帝批准后任命。   

柳公权也明白，科举制之用意，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，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。应试者怀碟自举，公开竞选，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，从根本上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，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，培植国人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。它不仅在于给国家擢选良士贤才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社会整合功能。

科举考试的标准，一则求其公平，不容舞弊营私，二则求其单纯与统一，减免经济因素的限制，使贫民亦有出头之日。如此一来，间接地助成了风俗教化的统整，以辅成大一统政府的团结与巩固。地方大族优秀分子因科举而被吸收到国家体制内，迁徙于城市之中，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，新陈代谢，以逐步消解政治特权阶层。对于士族门阀制度而言，在瓦解和侵蚀士族制度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革命与暴动，对社会的整合其过程虽然缓慢，但效果是稳定的。

尽管如此，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仍在政治人事上占主导地位，唐朝执政者有多人出自士族，甚至一支士族前后产生十几个以上的宰相。例如，一流大土族博陵崔氏一门，在唐朝有宰相十五人，其中进土九人，明经一人。京兆杜氏，有宰相十一人，进土六人，秀才一人。陇西李氏，有宰相十人，进士四人。在老牌土族当中，范阳卢家考中进士最多，从唐贞元元年到乾符二年的九十三年之间，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。

从武则天时代起，科举出身者超出门荫出身者，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展。到后来，通过门荫而跻身宰辅者几属凤毛麟角，而且还羞于启齿。因此，即使老牌士族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，不得不屈尊应试，以图高就。

如此看来，河东柳氏世家虽不在一流大土族之列，却也算得上是处于边缘的既得利益者。柳公权的先祖官至隋朝开府仪同三司，登上了权力的高峰。而后百年渐渐沦落为无名之辈，经过初唐到盛唐之际，祖父及父亲也只不过做到刺史一级官员。兄长柳公绰，通过应举登科，其政治位置有超过前辈的可能。而柳公权呢，仅凭写得一手的好字，能够光宗耀祖不成？守住祖上名望且有光大，成就一番事业，不枉其一生一世，无疑是青年柳公权的梦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