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公权与刘禹锡 

唐文宗开成四年（839）秋日，柳公权书《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》。刘禹锡撰文，立碑于兴元（即今汉中）。所谓山南西道，即穿越秦岭的西道，自散关至剑阁一千一百里的驿路。

“关当山川之会，扼南北之交。北不得此，无以启梁益；南不得此，无以图关中。”通过散关达于汉中、巴蜀的散关道，亦是古代秦蜀间早期开辟的交通干道。散关道得名于散关，位于秦岭北侧大散岭。嘉陵江的上源东支流故道水（即潜水）源出散关之南，在故道水源头附近，秦代设故道县。散关道经过故道县并沿故道水而行，因而亦名故道。此道亦称陈仓道，因路北端出入山口处，为秦汉的陈仓县。由于陈仓道与故道在散关衔接为一条路线，于是称其为陈仓故道。

在先秦时期，秦蜀交往主要是利用褒斜道，也可溯故道水、嘉陵江侧畔而上，越秦岭至关中。汉高祖元年（前206），汉王刘邦北伐三秦，由于褒斜道被张良烧绝，汉军由故道北入关中。东汉灵帝时期，武都太守李翕，在今略阳县西北的嘉陵江岸修郙阁栈道，使故道更为通畅。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（215），曹操亲率大军，由故道去汉中征伐张鲁。诸葛亮屯兵汉中沔阳（今勉县），率军由故道北上，围攻陈仓。

唐代中前期，长安、汉中间的故道驿路共一千二百二十三里。其中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。唐中叶以后，将褒斜道北段路线移于散关、凤州、武关驿间，称散关褒斜道。后世改称连云栈道之北栈道。唐文宗开成四年（839）以后，长安、汉中府间的驿路，改行散关、凤州、武关驿、褒城一线。

开成四年（839），唐朝政府鉴于褒斜道屡修屡毁，乃令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在凤州、褒城间另开新路。此次修路北起散关，南至剑阁，散关和褒城间共设十五个驿馆，由褒城经利州（今四川广元）至剑门段，共设十七个驿馆。到了唐代后期，褒斜道路线改至散关、凤州、褒城间，自凤州起，离开故道，越凤岭，经三岔、回车、白涧，出斜谷关，入褒谷，沿汉魏褒斜道南段至褒城。唐斜谷关，在今留坝县姜窝子西侧。

散关道曾多次为北方政权统一巴蜀发挥作用，原因主要是汉中、巴蜀虽然土地肥沃、物产丰饶、人口密集，但以一个局部地区的人力和物力，实不足以与控制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政权相抗衡。

刘禹锡所撰《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》，记述自散关至剑阁的驿路难行，旅人视为畏途，历来多有修凿。本文以文字记载此路修筑经过，可以补史籍的阙文。

柳公权与刘禹锡之前交往不多，但对此人的身世、人品及诗文一点儿也不陌生，甚至心仪久矣。因书写此碑，柳公权与他有了会晤。刘禹锡，字梦得，彭城（今徐州）人。一说祖籍洛阳，自言系出中山（今河北定州），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，自称“家本荥上，籍占洛阳”。刘禹锡出生于嘉兴，其父遭遇安史之乱，举族东迁定居彭城。贞元九年进士及第，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，后入朝为监察御史。贞元末，与柳宗元，陈谏、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，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。王叔文败，坐贬朗州刺史。

在贬官期间，刘禹锡于扬州碰到了白居易，二人他乡遇故知，诗兴大作。白居易写了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，刘禹锡作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答谢，惹得朝廷宦官生气，遭贬朗州司马。刘禹锡被贬后没有自甘沉沦，吐词多讽谏，寄托幽远。蛮俗好巫，他尝依骚人之旨，创作了《竹枝词》等仿民歌体诗歌。

后来，刘禹锡被贬到和州，情况很糟糕，诗人又被当地县令屡屡刁难，甚至居无定所，半年搬了三次家，生活状况越来越差。那篇流传千古的《陋室铭》，就是这时候有感而发创作的。

刘禹锡还写过一首《酬柳柳州家鸡之赠》：“日日临池弄小雏，还思写论付官奴。柳家新样元和脚，且尽姜芽敛手徒。”这是他与柳宗元往来论书法诗中的一首。唐元和年间，书法以筋骨清劲为尊，柳宗元和柳公权同是当时书坛的巨匠。这首诗提到的柳家指哪一家？后世大多数人认为是柳宗元，也有人认为是柳公权。曾有人请教黄庭坚，他也说不清楚，只回答：“取其字制之新，而未指何人。”

柳宗元的书法师效王羲之，追溯钟繇、索靖，以章草为长，楷书外柔内刚，“大抵规模虞世南”。柳宗元书法也曾“为时所宝”，其家中亲眷亦多善书。其妻子是杨凝女儿，世称杨夫人，“善翰墨”。柳宗元伯姐、崔简之妻为唐代名媛，世称柳夫人，“善隶书，为雅琴以自娱”。柳夫人的女儿、薛巽之妻崔瑗，亦“善笔札，有书名，读书通古今”。这三位闺阁书法家，当时很引人注目。

而柳公权与兄柳公绰，更是以书法闻名于世。或许，刘禹锡诗中的“柳家新样元和脚”，不是单指哪一位或哪一家，而是指柳姓两家人，这样的解释可能更完美一些。

经多次调动，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。当时苏州发生水灾，哀鸿遍野。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，免赋减役，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，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苏州人爱戴他、感激他，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、白居易和刘禹锡合称为“三杰”，建立了三贤堂。唐文宗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，十分赞赏，并赐给他紫金鱼袋。

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，任太子宾客，加检校礼部尚书，与朋友交游赋诗，生活闲适。他与白居易唱和，共创《忆江南》词牌，世称“刘白”。会昌时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卒年七十二，赠户部尚书，葬于荥阳。诗集十八卷，现存八百余首诗。

《山南西道驿路记》，是刘禹锡在仕途转好之时所撰。之前开成元年（836），同州连遭旱灾，他请得朝廷赈贷，放免旧债。这年秋天，他迁太子宾客、分司东都。开成二年（837）二月，应李珏之邀，他与裴度、白居易等于洛水修禊，令狐楚卒，作诗哭之。开成三年（838），文宗欲置诗学士，杨嗣复首荐刘禹锡，李珏反对此事，遂作罢。

刘禹锡撰写《山南西道驿路记》这年，已经六十八岁，比柳公权长六岁。此时，他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加尚书衔。

刘禹锡性格刚毅，饶有豪猛之气，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，他确实感到了沉重的苦闷，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，但始终不曾绝望，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。

柳公权与刘禹锡几乎是同龄人，此时都到了六十开外的年纪，到了人生的秋天，他尤其赞赏刘禹锡那首有名的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诗篇一反传统的悲秋观，颂秋赞秋，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，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，胸怀特高，骨力甚健。

柳公权也是在这个秋天里，一笔一画地书写刘禹锡笔下的美文，思绪沉浸到了撰文者记述的情景之中。

柳公权与刘禹锡的文字笔墨在此结缘，他们也从内心深处相互致意。